鲁宫大殿之上，虽然钟鼎金玉并没有增加，侍候的人也就那么多，但格局在孔丘的调整下焕然一新，国君尊位被抬高，无形中似乎已经凸显了君权。
孔子在大殿上恭敬地行了一礼，然后侃侃而谈自己的意见：“承先王之命，当初鲁之始封国君周公和齐之始封国君太公曾共同辅佐成王。成王曾赐以盟书，说齐鲁两国今后要世代修睦敦好，不可以互相残杀。现在盟约尚藏在公室内府，载于史书，每当新君即位都要郑重地宣誓永志不忘……”
闻言后，鲁侯宋有些迷茫地看了看朝堂的那些老臣，自己继位时有宣誓过这事么？
三桓有些尴尬，礼乐崩坏，在鲁国这个自持为礼乐大邦的国中也同样如此，鲁侯宋的继位本就十分仓促，许多应有的礼节都没有很好地传承，又何止是这一样呢？
总之，齐鲁两国虽然是一对老冤家，平日里相互称之为“密尔仇雠”，但双方一旦不想继续掐架时，老黄历就会被翻出来。
追溯完先君时代齐国和鲁国的交情后，孔子便找到了鲁国与齐国友好的合乎礼法性，凡事必求名正而言顺，这就是他的做派。
就孔子的本心而言，他属于并不避战、惧战的类型，否则在齐国大举进攻西鲁时，就不会力挺子路带着偏师进攻齐国，与赵无恤互为犄角了。
但他也不好战。
当年子贡曾经询问为政之道，孔子对他说了三样：“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又问：“若是不得已必须去除一样呢？这三者先放弃什么？
孔子曰：“去兵。”
在孔子心中，兵甲、衣食、信义，其对于国家的重要程度是依次递增的。自古皆有死。然而民众对统治者不信任，那么国家就不能存在了。
他认为，现在鲁国需要的不是兵甲，不是穷兵黩武，而是急需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处理自己内部的种种毛病。
孔子的计划进行得还算顺利。通过大议礼，他为先君正了名，通过各种小细节的礼乐纠正，他将鲁侯一步步扶正。然而这只是表面上的，三桓依然控制着国中大部分的地域和民众、财富，而三桓内部，也滋生着公山不狃，侯犯等尾大不掉的家臣。
此外，还有外来者赵无恤。
这是一个对敌人如狼似虎。对治下民众却如同亲生父母般的卿子。孔子能感受出来，赵小司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豪言壮语里，包含着巨大的野心。
鲁国的民众需要休养生息，鲁侯需要树立信义和威势，才能凌驾于三桓，以及越来越与曲阜离心的小司寇赵无恤之上。
但这一切的前提，是和平。
对齐和平之事情，孔子是很有发言权的。不知不觉间，差不多是一同崛起的他和赵无恤已经成了继鲁侯三桓之下权势最大的人。一切决策不经过他们参与，几乎不能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