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铭老师的总结基本不差。
这是饶宗颐的三重证据法，也是最贴近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
能够提出三重证据法的人，在学术界肯定拥有相当高的声望。
饶宗颐本身就是享誉海内外的学界泰斗，跟钱钟书，季羡林齐名的存在。
在大陆不出名，那是因为对方49年的时候就已经移居香港。
除此之外，还有黄现璠版本的，甚至还有徐中舒版本（徐中舒是王国维和梁启超的弟子，后来的《汉语大字典》和《甲骨文字典》主编。）
徐中舒三重证据法是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运用边裔的少数民族，包括民族史、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史料研究先秦史。
这个版本更加广泛一些，也是后世普遍采用的方式，却已经超出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了。
完全属于交叉学科范畴。
甚至，还可以多出来一个分支——民族考古学。
高铭老师的说法，确实概括了饶宗颐的版本。
苏亦点头，“这个版本也有缺陷，几乎是沿袭中国古代金石学的传统，仅把‘地下之新材料’[1]局限于出土文献，反映出中国文史研究的文字中心主义局限，所以我比较提倡四重证据法，可以突破文字的樊笼，而把实物和图像作为证据。”
他的话一出来。
就有人哄笑了。
因为他的四重证据法，就是在古籍、出土器物以及出土文献的基础上，再加上图像。
妥妥的高科技运用法。
因为图像就必须涉及到摄影。
这属于科技水平的局限。
不是前人傻。
当然，这里面的图像，不仅仅是包括出土器物与文献，也包括发掘点周边的地形地貌，以及墓葬形式墓型制式，只要能够拍摄的，都算。
坐在他的旁边的吕遵额教授，笑，“高铭，咱们的苏亦同学，这是挑战你的领域呢。”
苏亦无奈，吕教授，你都五十岁的人了，你那么皮，你家黄奶奶知道吗？
高铭不上套，“吕老师，别挑事啊，虽然我主要研究古文字学，也看重文献对考古学的重要性，但我的根基是在考古学，文献也只是辅助作用，而非主要作用，毕竟咱们是搞考古学的，而非文献学。”
这个时候，苏先生说，“看来，高铭老师对苏亦同学挺感兴趣的，那你们先聊聊吧。”
高铭说，“我比较好奇苏亦同学的文献功底，你刚才说读过《二十四史》对吧。”
苏亦点头。
高铭问，“那四书五经呢？”
苏亦答，“也读过，但读不精。”
众人笑。
“读不精，都成你的口头禅了，不过我也不让你背，我说一段，你说出出自哪本书哪篇文章即可。可以吗？”